创造社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达夫要算是最先觉，我是足足后了他半年。仿吾又是为着我而后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办满周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决定之后，终耐不过再作勾留，便索性提前了一个月，在4月初头上便离开了上海。
我走了，暂时没有发丧，《周报》还由仿吾一个人支持了一个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报告了达夫的。达夫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在4月尾上由北京赶到了上海，赶着在《周报》的最终号中夹了一张预告，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同预告。预告着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在最短期内将与读者见面。这个预告当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后我也得到达夫的一封信来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冈接着了最终号的《周报》，并同时接着了那张预告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钱的眼泪清算了一场。在这儿我和达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对立的方向。在达夫方面或者会说，我们的密斯创造临到弥留的时候，由他度了一口气便复活了转来，更嫁给了高门；而在我这一方面，始终是感觉到：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奸尸。
本书初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今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