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注，以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年）的《三国志注》一举而成名家，流传千余年不曾受到动摇。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无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这是裴松之作注的宗旨和方法。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很丰富，而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和史事的补充，即“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因此，裴注的价值主要在于从文献上补充了《三国志》的记述。第一，裴注征引文献，大多略具首尾，内容比较完整，确可起到丰赡原书的作用，而其所补充的文献有的是很重要的。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元年下补充有关曹操兴屯田事，建安九年下补充曹操改革租赋制度事，同书《文帝纪》于汉献帝禅位诏册之下注引《献帝传》七千余字以为“补阙”等。第二，引书广博。清人赵翼列举裴注引书有一百五十余种。[129]而实际上它的引书多达二百一十种[130]，总计有三十二万多字，约占原书正文的九分之八[131]，可见其保存文献的丰富。第三，裴注所引魏晋人的著作，今已十不存一，这使它同《三国志》正文一样，已成为今人认识和研究三国时期历史必不可少的历史文献。过去曾有人以裴注来贬低陈书，也有人说裴注“皆寿书之弃余”[132]，这两种认识都失于片面。《三国志》和裴注是名作同名注的关系，它们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如果说《汉书》颜师古注代表了以训释音义为主注史流派的突出成就，那么《三国志》裴注则是开创了以补充史事为主注史流派的先河。在裴松之之后，有卢宗道（疑为北齐人）作《魏志音义》一卷，[133]是关于《三国志·魏书》的注释，此外罕有注家。清人在《三国志注》的基础上，又做了许多补注、补义、证遗的工作，其中有：杭世骏、侯康、沈钦韩各撰的同名书《三国志补注》，赵一清撰的《三国志注补》，康发祥撰的《三国志补义》，周寿昌撰的《三国志注证遗》，林国赞撰的《三国志裴注述》等，它们对阅读和研究《三国志》及其裴注，都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