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等人反映在《旧五代史》中的历史思想是苍白的和矛盾的。于诸本纪后论，反复称说“天命”和历史比喻的失当，是其苍白的方面。纪、传史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不无精当之笔，但大多陷于自相矛盾而难得提出深刻的历史见解。这一方面和撰者多出身于五代仕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成书过速，未及做深入思考所致。
北宋中期，欧阳修以一人之力撰成《五代史记》74卷，此即后人所谓《新五代史》。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进士出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以18年工夫撰写此书，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基本完稿，而此后仍有不断修改。死后，其书乃行于世。时上距《旧五代史》成书，已近百年。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着意于表达自己的撰述思想。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五代纪传”时说：“铨次去取，须有义例；论议褒贬，此岂易当？”[56]其书重在“义例”和“褒贬”，这也是时人的评论。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批评以往的五代史著作“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认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这里说的“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正是欧阳修的撰述主旨。《新五代史》之师法《春秋》，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五代为乱世而比于春秋时期，故“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57]。另一个方面是以史法明道义，以正乱世之非，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贯彻“道学”的要求。故作者于《新五代史》卷九后论中，不惮其烦地解释“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这句话，并两次引用礼书以证其说。《新五代史》独创《家人传》，意在揭示“亲疏嫡庶乱矣”[58]。欧阳修论评价五代时期的历史人物说：“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为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59]孔子修《春秋》，其属辞，有一定的例，但孔子是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而这里，欧阳修是真正要在历史撰述上寓褒贬于一字之中了。所有这些，在历史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当然，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对于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