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物生平活动的发生顺序，陶行知最早以教育者的形象为中华教育界及中国大众社会所识所知，得益于近代社会才有的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早在1917年12月15日，其时陶行知刚刚跨入教育事业的人生道路不久，在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关新增成员名录的通讯中，他即以“陶文浚知行”的大名，首次向《申报》的读者群亮相。自此以后，有关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的文字，频频出现在这家于当时中国社会舆论影响甚大的新闻传媒上。
20年代前后继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改造，使陶行知暴得大名。不仅他的“教育家”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共识性认可，而且他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即试图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社会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的革命性试验也受到了正在寻求中国革命出路的时代先进的赞赏和瞩目。如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在给正将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作上的毛泽东的信中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后来毛泽东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一直注意农民的教育和改造，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从陶行知那里受到了启发，而这也正是他后来赞誉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最初历史成因。
及至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教育成就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自第二次海外之行归来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不仅在国民政府政权辖区内，通过先后继起的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民主教育等运动，得到更为深入的实验和更加丰富的发展，而且已经突破了其时中国社会因政治原因而划定的“区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区域内，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热情赞扬和认真研习。如在1942年，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庆祝陶行知组织创立的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时，专门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与此同时，一些从事或主持教育工作的共产党人，如徐特立、范文澜等纷纷赞扬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及其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应该说，这是当时代表着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理论定下的最初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