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挣脱纯一元主义迷信的这个阶段，想自杀的人可能已经在生活价值问题方面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答案。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有着各种本能的生命力之源，当他们卸脱那形上学的负担和无限的责任之后，这些本能的生命力之源便可产生健康的反应。现在，你可以随时随地迈开你坚实的生活步伐。这样做既不是亵渎，也非荒诞之举，这行动本身乃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自杀的想法现在不再是一种挑战和分心的罪恶了。
这微不足道的生活是我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坟墓最神圣的安宁是永远的安定。
汤姆森如是说。他补充道：“我沉思着这些思想，它们使我安宁。”同时，如果我们只盯着明天的报纸会说些什么，或者只盯着下一次邮差会带来什么，我们就总能一天24小时地坚持活下来。
但是，生命中总会产生比这种纯粹的生命好奇心深刻得多的力量，甚至在具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心灵中也是如此，因为当人失去爱和崇敬的冲动，恨与好斗的冲动就会不失时机地反映出来。对这种恶，我们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它也是我们可以推翻的东西。因为它的根源——现在，在这些根源背后再没有任何“实体”或“精神”了——是有限的，而我们能够逐步地来分别对付它们。作为一种规则，忍受痛苦和艰难并不降低爱的生活，相反，它们似乎通常能给予生活以更丰富的内涵，这的确是一个让人瞩目的事实。忧郁的主要根源是生活的充盈。需求与斗争是让我们兴奋和鼓舞的东西，而我们赢得生活凯旋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感到生活空虚的时刻。感到忧郁的不是那些被囚禁的犹太人，而是生活在那洋溢着所罗门荣耀的日子里的那些人，正是从他们的身上发出了《圣经》中那种悲观主义的呻吟。当德国人处在波拿巴军队的铁蹄之下而蒙受被侵犯之苦时，他们却创造出了这个世界所能看到的最具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作品，而在1871年以后的法国，还没有等到瓜分“亿万金钱”，悲观主义便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在整个法国蔓延滋长。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乃是一长串伴随着战争之苦的快乐纪事。或许，我们可以把韦尔多教派[4]作为忍受痛苦的强者之范例，我最近一直在阅读有关该派的文献。1485年，英诺森八世教皇颁谕消灭他们。教皇的通谕赦免了那些应该参加十字军的教徒，使他们免受教会的酷刑和惩罚，把他们从咒语中解脱出来，将他们可能非法获得的所有那些财产权合法化，并允诺赦免杀害异教徒的人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