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所做的考古工作比较粗糙，他的一些结论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受到了修改和否定。但他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人牙化石，以及在仰韶进行的首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仍具有重要意义。
和安特生大约同时在我国搞考古调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于1922—1923年在河套地区的宁夏银川水洞沟和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了河套人。
在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影响下，中国开始建立考古学的学术团体，并主持野外发掘工作。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研究室，马衡任室主任。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又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并不很大，主要是一些石器、骨器和陶器，发掘报告《西阳村史前的遗存》于次年出版。这样，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近代考古学就开始了。
1927—1937年，是我国在考古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
1．史前遗址的发掘方面　1927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北京猿人”遗骸。1929年12月，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该地发现了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1933年后在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又发现18000年前的8个人类个体，其中较完整的有3具，为我国新人化石，蒙古人种的祖先。1930—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的李济和梁思永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它区别于仰韶彩陶，被称为“龙山文化”。这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梁思永又在安阳后岗进行发掘，发现小屯殷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叠的地层关系，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三叠层”的发现。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更昕在杭县发掘了良渚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这是在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报告《良渚》于1938年出版。这一时期，还在甘肃的河套、吉林的顾乡屯等地发现了与“山顶洞人”同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重大的发现，对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史前期考古学由此兴起。